来源/视觉中国
智库、外脑、科技顾问……如今，科技人才自由流动，科技创新创造财富，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科技人才完全可以靠输出知识和技术获取报酬，并参与各类科技团体，与社会经济发展“亲密接触”。可是，在40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科技人员不能兼职，业余劳动的收入不合法，曾牢牢如桎梏般锁住了科技人才的创新之路。
“坚冰”首先在上海慢慢融化，一批“星期天工程师”勇敢“走出去”，服务长三角急需科技“输血”的乡镇企业。1988年5月8号，在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支持下，上海市科协成立上海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科技人员的业余劳动终于成了“正大光明的事”。
周末“赶潮”去“下乡”
大约三四十年前，每星期六下班的时侯，在上海的各大长途汽车站、轮船码头、火车站，就会迎来一群群年轻人。他们白衬衣，深裤子，一幅秀琅架眼镜，斯斯文文、清清爽爽的模样，一看就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目的地大多是上海周边如太仓、苏州、无锡等地的乡镇企业。第二天下午，他们又从四面八方赶“末班车”，匆匆而归。当年，这股周末“潮汐”犹如城市新景观，奔走在“潮汐”里的年轻人被称“星期日工程师”。
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但装备落后、技术缺乏“拖了后腿”。上海科技人才聚集，科技成果遥遥领先，成为乡镇企业心中渴望的“香饽饽”。他们渴望聘请到上海的科技人员兼职担任“技术顾问”，并给予报酬。然而，科技人员兼职合法吗？利用业余劳动获取报酬，算不算挖社会主义墙角？
1979年，上海郊区奉贤县一家工厂连年亏损，打算开发新产品。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受聘担任了技术顾问，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要赶往奉贤，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于救活了该厂。不料，因为3400元劳动报酬，他以受贿罪被检察院起诉。韩琨的遭遇，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为期四个月的大讨论。
科技兼职获正名
大讨论中，为知识分子创造一个奉献聪明才智的宽松环境，渐渐被人们认知。1988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允许科技人员业余兼职的文件，人们有了新醒悟：让科技人员当“星期日工程师”，既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他们的潜能，进一步把他们推上经济建设主战场，又可以弥补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技术力量之不足，让科技星火在乡村燃成燎原之势。
1988年5月8号，在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支持下，上海市科协成立上海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科技人员周末兼职终于名正言顺了。“星工联当时就是为科技人员业余兼职提供某种保护，成立之初有很多科技人员就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原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秘书长白海临说。
“小鱼”游进大“江河”
不少著名教授、学者都是“星期日工程师”的一员。比如，原宝山县罗店乡聘请了数十位名校教授组成该乡经济开发顾问委员会，名誉会长就是生物学家谈家桢；电光源专家、复旦大学教授蔡祖泉也成了原嘉定县南翔灯泡厂技术顾问。原上海华通开关厂高级工程师刘忠云说，“那些年，我经常去长三角、甘肃、新疆、内蒙等地，为当地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当时有种感觉，自己本来像是小河里的鱼儿，现在可以游到大河里去了，更加找到自身在社会上自身的价值，很有种成就感。”
在上海，“星期日工程师”鼎盛时期约有2万多名，他们或帮助乡镇企业开发新产品，或培训技术骨干，或解决技术难题，“星期日工程师”成了一块金字招牌。在此基础上，上海的科技服务迈入新阶段，促进了改革开放初期科技与经济的第一轮大融合。星工联常务副理事长梅向群说，“有政府支持、有政策背景，科技人员越来越大胆。科技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中小企业，科技服务乡镇企业，就拉开了大序幕，这也是我们长三角工业发展的很重要的一环。”
改革开放40年，自“星期日工程师”发端的科技人才流动越来越丰富，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越来越多样。曾经的“星期日工程师”们，也逐步发展为“全天候外脑”，而上海“星工联”也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的“避风港”，转向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高层次的专业技术服务。
新民晚报记者 马亚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