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栋/口述
Rain /撰文
我叫刘栋（@Leo天道酬勤），1986年出生于河南濮阳农村。为了不过苦日子，我从小立志出人头地，17岁便考入著名的985高校“西北工业大学”。
2008年大学毕业，我踌躇满志地进入社会，不巧赶上金融危机，怎么也找不到心仪的工作。为了解决温饱，我只能先去饭店打工，没想到从此留在了餐饮行业。
我从杀鱼工、传菜员一路做到副店长、店长，如今已是一名年薪50万的资深餐饮经理，在上海买了房和车，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
我的近照，在餐饮业吃得好，身体有些发福了。
其实房车都是其次，我最在乎的是家的感觉，因为从小到大，我对家庭的记忆一直都不太美好。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原本感情和睦，他们一直靠种地下苦力为生，父亲偶尔还会织网打渔、做点木工活儿。生活虽然清苦，日子总归过得去，然而，这段美好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
随着我们三兄弟慢慢长大，吃饭、上学的开支越来越多，种地的收入已经不够支撑，家里一天比一天紧巴。母亲整日发愁，父亲却破罐子破摔，变得越来越懒散。
他时常窝在村头的小卖部，和一帮闲人称兄道弟，通过打牌、喝酒寻得一时放松。这在受过高中教育的母亲眼里，是典型的不务正业。
父母和我们一家三兄弟，我排老二。
从那时起，父母开始频繁吵架，有时候是为了一日三餐，有时候是因为家庭开支，还有几次和我们三兄弟将来娶媳妇有关。母亲担心家里太穷盖不了房，怕三个儿子只能打光棍，总是提醒我父亲多想办法挣钱，但父亲不仅不听，反而变本加厉，和牌友们聚得更勤了。
母亲心凉了半截，怨气也越积越多，直到矛盾彻底激化。有次弟弟发高烧，母亲带他去了村头小诊所看病，大夫却马虎地用错了药。母亲知道后气不过，一直想问对方讨个说法，父亲却碍于面子不肯去，只想息事宁人。
在激烈争吵直至动手打架后，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中最乖的我离家出走，回了陕西西安的娘家。
我在西安姥爷家的照片，不用听父母吵架拌嘴很开心。
这一去就是两年，后来父亲和爷爷找来好言相劝，总算把我和母亲接回了河南。或许是感情余温不在，亦或是想逃离一眼望到头的农村生活，回到父亲身边一年后，母亲便孤身一人前往西安打工。
自此，我、大哥和弟弟过起了类似单亲，其实更像是孤儿般的生活。母亲不在身边，父亲又很少管我们，以至于我们三兄弟总觉得在村里低人一等。
每年春节看着其他小孩穿着新衣服新鞋，在马路上放肆地玩鞭炮，我们都打心眼儿里羡慕，怕穿着旧衣服被人瞧不起，很少会走出自家的土屋。
种种委屈，被年少的我埋在了心底，我在学校一直刻苦读书，立志要比村里那些爱说闲话的人强。每每回到村里跟父亲下地干活，汗流浃背地种麦子、割麦子、种花生、掰玉米，我总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要离开这无尽的麻木和贫苦。
我家的地，以前靠人种庄稼，如今靠机器。
中考结束，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高中后，父亲却连每学期三四百的学杂费都拿不出来。那时的我有一种预感：接过父亲手中的锄头继续当农民，似乎要成为我逃脱不了的宿命。
幸运的是，母亲了解到情况后，决定把我接到西安继续读书。经过三年的寒窗苦读，我最终以580分的高分考上了理想中的名校——西北工业大学，进入经济贸易专业就读。
大一入学报到后，我在学校公示栏看到一则通知，说大学生入伍两年再返校入学可保留学籍，学费还能全免。这个政策对我而言简直是及时雨，既能报效国家，又能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我立马决定参军入伍。
刚进部队时的我，个头矮小，稚气未退。
当我来到河南新乡的部队时，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秩序井然、威严肃穆。当时我个头低，套上宽大的军装更显瘦小，对即将到来的集体生活既期待又忌惮。
很快，我就面临入伍训练的第一课——叠被子。刚开始怎么也叠不齐被角，为了模仿成连长叠成的豆腐块，我不得不把水洒在被子褶皱的边角，来回揉搓，才能叠出笔直的棱角。将近一周时间，我都是裹着浸湿的被子入睡的。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成为一名通讯兵，既要接受严苛的体能训练，比如爬冰卧雪、匍匐前行、扛八一杠跑五公里，还要掌握莫尔斯电码通讯诀窍，做好信息传输工作，身体和脑力都要经受极大的考验。
我在单杠上做体能训练，身体慢慢变得硬朗。
当时带我的班长就和《士兵突击》里的史今班长一样鞭策我们：不要轻言放弃，坚持下去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但不坚持一定没结果。我带的兵都要全力以赴，从一而终。
因此，我每次跑五公里时都死命地往前冲，不断突破身体的极限。轮到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我就比别人多付出一倍的时间，站岗也不忘背诵复杂的通讯代码。后来在集团军技能专业比武中，我不出意外地取得了第一名。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我这个大学生也成了即将离开的老兵。退伍那天，连长将沉甸甸的肩章、军衔从我身上取下，换上了一朵大红花，对我交代：以后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听到班长的这句话，我顿时热泪盈眶。
2004年，我从部队回归大学，十分珍惜落下的读书时间，每天一下课就飞毛腿般跑去图书馆占座，巩固专业课知识。那段时间还静下心读完了《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这本书影响了我的价值观，让我知道无论生活再苦再难，都应该像保尔 · 柯察金那样去面对。
大二时我在公园游玩，看起来仍有书生气，但已经比以前成熟了很多。
我每天不是在学习就是在勤工俭学。那时在麦当劳兼职一小时才挣三块六，要刷厕所、洗盘子、送餐，什么都干。我每天抽出三个小时去做兼职，周末也不歇，一个月挣300块钱便能满足我的伙食费。
到了暑假，我就去舅舅家的水站帮忙。夏天生意很好，我每天要骑着摩托车将桶装水送到很远的地方，一天大概70桶。有几次遇上电梯出故障，我只能一步一步爬楼梯，最高爬过16楼。身体里的盐分通过汗水不断析出，T恤上常常留下一大团白色汗渍。脱下衣服，可以看见黑白分明的两种肤色。
送水期间，我在网上里认识了一个学妹，家境很好。她听说了我的经历后没有嘲笑我，反而很欣赏我身上的韧劲，和我聊得火热。
我把这事分享给了别人，却被质问：你有没有告诉那个女孩儿，你现在是在送水？你有没有告诉她你是从河南农村来的？这话听起来很刺耳，自尊心驱使我赶紧结束这种生活，去远一点的地方工作。
2008年毕业之际，恰逢金融危机暴发，我本来已经在校招中被山东一家上市公司招录，结果刚做了3个月实习生，基本业务都还没熟悉，就被列入裁员名单，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我的大学毕业证书复印件，当时没怎么派上用场。
难受归难受，我还是得抓紧时间找工作，考虑到北京工作机会多，我决定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北漂。他们俩属于家里条件比较好的，人手一台小灵通手机，而我来北京时只揣着实习时挣的3000元，电话号码都在一个小本子上记着，打电话只能揣着本子去电话亭刷电话卡。
初到北京，看到有剧组在招群众演员，而且还开出了诱惑性的工资——月薪1500元，我就和两个同学一起去应聘了。
每天早上三点，我们就得从大通铺上爬起来，赶着大巴车前往河北，到太行山上去拍《八路军》。大老远跑过去，偶尔在一些场景排个队露露脸，当个工具人，一整天时间就晃过去了。
拍戏时总是尘土乱冒，后来我也没能在电视剧中找到自己。
做了半个月后，我便放弃了这份华而不实的工作，继续寻找专业对口的岗位。因为是提前离开，我连之前的报酬都没拿到手，一起北漂的两个同学则继续留在剧组，梦想着一夜成名。
彼时已到冬天，走在北京的街头，我觉得格外冷，咬咬牙花400块钱买了一件羽绒服，决定先给自己找到一个容身之所。在马路旁的柱子上，我看到了地下室月租300元的广告，对比了其他地方，还是觉得地下室性价比最高，于是提着行李住了进去。
当时住的地下室和这张照片上的差不多，如今已经很难租到。
我睡着一米左右宽的小床，床沿和门之间只有一双鞋的距离，在这个和厕所一样逼仄的房间里，我总算体会到了人们常说的“蜗居”是什么感觉。不大的地下室一溜开辟了七八十个小隔间，租户们来自五湖四海，嘴里说着各种方言。
蛰居在这样的地方，我的内心反倒安定下来，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畅快。
白天，我穿着那唯一的一件羽绒服，在各大人才市场找体面的工作。晚上就回到散发着霉味的负三层地下室，或是拿着身份证去负二层的网吧继续投简历。整整两个月，我都是在投简历、面试、面试失败的反复折腾中度过的。
当时住的房间还没有我家现在的厕所大。
每次在地铁上看到穿着光鲜的陌生人，我都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他们那样，摆脱湿气很重的地下室，跻身成功人士的行列。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很快，我兜里3000元的闯江湖资本只剩下20元，地下室的租期也只剩一个星期，我连三块钱一屉的包子都负担不起了。
为了解决温饱和住宿，我决定先在餐饮行业做一下过渡，于是来到大学旁边的一家韩国烤肉店，干起了900元月薪的传菜员。我每天早上9点开工，晚上10点下班，负责从负一层的厨房传菜到地上。虽然都在室内走动，但工作强度很大，两周时间便跑坏了我那双从批发市场买来的皮鞋。
我在后厨帮忙，身上穿着廉价西装，戴着围裙。
我心里很清楚，这份工作只能当作过渡，干满4个月后攒下点钱后便主动辞职，再次回到晚上住地下室、投简历，白天跑人才市场的生活。虽然不断完善简历，但始终石沉大海，我攒下的那点生活费很快就见底了。
最窘迫的时候，我只能和朋友分吃一张白面饼。接连的失败让我明白：温饱比体面更重要，于是，我彻底放下了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光环。当一家餐饮公司给我打电话通知面试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家公司有很多连锁店，他们希望招我为管培生，起始工资开到每月2000元，还包吃住，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管培生的名头听上去很高大上，但我知道，进去肯定还是要从最基层的岗位干起。
当管培生时在餐厅门口的留影。
我已经做好了要轮岗的准备，结果被分到的第一个岗位竟然是杀鱼工。店里火锅生意好，每天都有大量的活鱼需要宰杀，我要把鱼从池子里捞起来砸晕，刮干净鱼鳞后开肠破除，一天下来，巨大的鱼腥味像是长在了身上，洗都洗不掉，我心里泛起强烈的落差感，觉得自己被大材小用了。
坚持到第三天，杀完鱼去洗碗间拿餐具时，一位顾客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太好吃了，特别棒，师傅辛苦了！” 虽然累得精疲力尽，但这句鼓励让我体会到了辛苦劳动的价值。
在轮完杀鱼工的岗位后，我又先后轮了9个岗位，最后考核打分时，我在7个岗位上的轮训得分都是100分。
也许是我踏实好学的态度打动了店长，她决定给我一个带队管理餐厅的机会。适逢公司要在西单华威商场开一家分店，管理人员都是新人，店长便力荐我去竞聘。经过三个月的严格考核，我成功由管培生升至副店长，工资也从2000元涨到了4800元。
升职后的某天，我夜里一点还在加班做预算，那时电脑还是Windows xp系统。
后来的一年多时间，我通过带团队、拓展专业知识，又从副店长升到了月薪6000元的店长。权力和责任是统一的，为了完成门店的业务指标，我经常从早上10点一直干到晚上12点，加班成了常态，但回报也是丰厚的。当上店长后第一年，我就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年终绩效拿了10万。
对内，我努力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对外，我不断拓展业务渠道，经过两年半的磨练，我在2013年又升到了公司的资深经理，被派到内蒙古全权负责三家连锁店的日常经营。
在公司干满三年后，我获得年资奖奖励。
这个伴我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公司教会我一个道理：一个餐厅的发展是靠一个团队支撑起来的。正因我从一线做起，所以我很尊重团队里每一位员工，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洗碗工、保洁阿姨。
有次一位传菜工的爸爸突然出车祸，他想临时请假回家。得知消息后，我马上帮他买好车票，将慌乱收拾好行李的他送到火车站，临走时拍拍他肩膀：“别担心，等你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再谈工作。”正是这份体贴，让店里的所有员工都很敬重我。
我和店里同事的合影，拍照时大家总是让我站中间。
2015年，当我告诉大家我要离职去上海打拼的时候，团队所有员工都哭了，他们舍不得我走，但我不得不得开启新的生活，因为这一年，我和相识两年的江苏姑娘结婚了。
她在上海做外贸工作，曾在我短期到上海分店出差时有过一面之缘，后来加了微信，彼此很聊得来。考虑到今后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我不能这样不负责任，一直和她分隔两地。
我和媳妇的合影。
2016年1月，我将工作以来攒下的所有财富拿出来，在上海嘉定区贷款买了套将近80平米的房子，首付47万，房贷要还107万，虽然听起来让人很有压力，但我和老婆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
同年10月，为了迎接孩子的出生，我又按揭买了辆车，付完款全身上下只剩下3000元，好像一下子回到了人生起点。
我家的房子，虽然不大，但装修得很温馨。
2017年，我被某知名连锁餐厅聘为为门店经理，但因为要管理的门店离家太远，没办法陪伴老婆平安生产，索性辞职陪在老婆身边。
2018年，我重回职场，为了了解餐饮实体企业和互联网的未来发展趋势，我到上海的一家机器人餐厅做了店长，公司给我开了年薪50万的工资。我有幸接触到了互联网的浪潮，但后来领导又委任我去做零售项目，我思前想后婉拒了，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扎根餐饮行业，总觉得学习把菜做到极致，才是这个行业最值得尊重的。
于是我又回到了传统餐饮业，成为一家连锁火锅品牌的餐饮总监。如今在管理岗位的我压力很大，也闲不下来，时常想着在后疫情时代，我所管理的火锅店是不是很难在全国各地开花，能否用用极致的服务打动顾客。因为工作日太忙，有时还会出差，宝贵的周末时间，我总是用来在家陪女儿。
我出差回来后经常会抱抱女儿，这是我感觉到最放松的时刻。
每天晚上九点半下班，我从餐厅回家需要坐2个小时地铁，我习惯于在这条回家的路上不回信息、不打电话，看着地铁经过高楼林立的闹市，也穿过冷清寂静的城中村，静心感受这座城市的余温。
漫长的等待之后，我终于回到令人心安的小家。每当打开家门的那一刻，我都觉得过去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从一无所有到有房有车，拥有自己深耕的事业，我的人生已经足够精彩，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折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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